我因偶然机会关注到宝应的转制实践，当时只是觉得在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苏中农业县能够进行如此大胆的改革，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公办学校转制，我一向认为应该大力提倡，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政府不是效率机制，它不具备有效利用分散知识的能力，因此，它应该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领域和学校管理的微观层面，将自己的职能定位于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以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从而推动教育公平的持续改进。这个道理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但在当时理论界是不接受的。当时大的宏观政策环境并不支持公办学校转制，更不鼓励公办名校转制，其实现在也是如此，但宝应的实践使这些传统的观念面临巨大的挑战，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酝酿和发生，所以，宝应的改革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几年来，随着翔宇教育集团的成功实践和骄人业绩，当时大家对公办名校转制时的种种疑虑和担心基本都打消了，而由此揭示的政策和理论价值，也超出了宝应的具体实践，对于我们打破传统观念的思想禁锢，通过制度创新加快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我们正确认识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宝应改革的第一个意义是让我们反思政府公共教育责任的实现方式。发展教育事业是现代政府最重要的公共管理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为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要竭尽所能。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狭隘地理解了政府在教育上的责任实现方式，认为必须通过公办学校，特别是必须通过直接经营公办学校才能体现政府履行的公共教育责任，这就产生了手段与目的的错位。我们忘记了，政府的真实责任是让老百姓获得尽可能丰富和良好的教育机会，至于这个教育机会是由谁来提供对老百姓来说并不重要。这么简单的道理至今仍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想明白，于是一方面政府感到财政压力沉重，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策设计而使民间资金无法进入教育投资领域，最终结果是老百姓失去了享受更多更好教育的机会。现在我们看到，宝应政府想清楚了这个道理，他们不是教条主义地理解政府教育责任的实现方式，而是真正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敢于突破不利于当地教育发展的观念束缚和体制障碍，于是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就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改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应该将它的教育责任落实在老百姓的教育机会上，而不应该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用公办学校为老百姓提供教育机会的狭隘思路中。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在全国三千个县级地方政府中，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因此受到启发，把自己的立场真正放到老百姓的利益上，那么，就会有一千个宝应改革出现，中国农村教育的面貌将会彻底改变。当然，这不但需要足够的政治上的勇气，而且需要政治上的智慧。

宝应改革的第二个意义是让我们反思新时期民办教育发展路径的选择。中国民办教育对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教育机会严重短缺产生的教育投资机会正在消失，民办学校普遍面临教师人力资源缺乏、政策歧视、社会信任不足的严峻挑战，完全利用民间资源发展民办教育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的约束条件，民办教育实现发展转型已经势在必行。现在人们普遍反对名校办民校，认为这已经给民办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从积极的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呢？一方面，反对名校办民校并不能增强民办学校的竞争力，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如果名校办民校因大家反对都变成了名校办公校，民办学校只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民办教育目前又特别缺乏公办教育拥有的政策和品牌资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思考利用公办教育资源更好地发展民办教育的发展路径呢？老百姓是喜欢由所谓“纯的民办学校”组成的“纯的民办教育”，还是喜欢由“不纯的民办学校”组成的“不纯的民办教育”呢？显而易见，老百姓是更喜欢“不纯的民办教育”！既然如此，民办教育有什么必要为了表示自己出身的纯洁性而将公办教育资源拒之门外呢？宝应的实践表明利用公办教育资源发展民办教育是完全可行的，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发展民办教育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方向。不过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在宝应的实践中，这种民办教育资源与公办教育资源的整合是通过民办教育资源吸收公办教育资源的方式完成的，这与目前“名校办民校”模式中公办学校对“民办机制”的利用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能够成为我们拒绝民办教育资源与公办教育资源的整合的合适理由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办学校获得公共教育资源的支持是它应有的权利，宝应这样做了，是还民办教育以社会正义，同时也是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模范执行，其他没有这么做的地方，是否应该反思自己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执法力度呢？

宝应改革的第三个意义是让我们反思推动教育发展的宏观思路。宝应改革的成功实践再次向世人证明，来之基层和来之民间的制度创新是最有活力的，这对我们反思国家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思路是一个重要的启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个全国一律的教育发展政策来规范各地的教育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从宝应实践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或者教训就是，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宏观思路上，最重要的并不是由中央政府出台什么灵丹妙药，而是在于为基层和民间的制度创新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激发省级政府的积极性，它的创造力至少是中央政府的三十倍，而如果能激发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它的创造力将是中央政府的三千倍！平常我们总是说什么“以人为本”，没有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怎么可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伟大理想呢？教育的真正力量在于知行合一，那就从中央政府开始吧！

浙江省在教育制度创新方面对中国教育有三大贡献，它们是“教育股份制”、“现代学校制度”和“教育券”制度，虽然今后还会有新的重要创新不断涌现，但这三大创新已经因为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而载入史册。我对江苏的教育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不知道有哪些同样重要的制度创新，但宝应改革一定会因为它深刻的思想解放作用和重大的政策示范效应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并在江苏省的重大教育制度创新名单中占据重要位置。

（作者吴华系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