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假民办”支撑起来的民办教育数量上的繁荣，不能改变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基本现实：“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生存状况堪忧；生源不好，师资不稳，发展遭遇瓶颈；方向不明，政策不适，制度存在隐患。”

但是，这个现状也催生着中国民办教育的转型，酝酿着民办教育品质提升的新的机遇。

◆ 根源：认识不到位是民办教育政策摇摆的根本原因

虽然民办教育是应“解决政府教育发展经费不足问题”而生，但民办教育绝不是“政府财力不足时的过渡性产物”，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民办教育对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价值，普遍没有被人们认识清楚，从而导致政策左摇右摆，欲扬又抑。

走向“多元化”、增加“选择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大势，任何领域都不例外，教育也是这样。走向“多元化”、增加“选择性”的社会发展大势需要民办学校，激活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需要民营机制，实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需要民办教育。

和谐以满意为基础，满意以选择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加选择性就是增加满意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几乎都是以“选择性”的增加来体现的。但教育领域“强制性”、“威权化”、“行政化”的趋向，难以满足人们多元的选择需求。

为什么很多地区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低，其实，很多家长对教育的不满意，并不是简单地对收费高不满，而是对没有给他提供与这个费用相对应的教育服务不满意，对不能给他提供丰富的选择性不满意。垄断，导致供应不足，结果必然“质次价高”；开放，增加供给，选择性增强，必然带来“价廉物美”。

扶持和发展民办教育，是从根本上疗治许多教育顽疾的良方。这恰好也给民办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发展民办教育，走多元化、差异化路子，提供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社会选择，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人们的满意度自然会提高。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凡必须要做的事，民间能做也有积极性做的，政府制定规范交给民间去做；凡必须要做的事，民间能做却没有积极性做的，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民间去做；凡必须要做的事，民间做不了的，政府才自己去做。

教育，是民间能做又有积极性做的事，一定要多放手。

教育经费不足，从根本上讲是制度性不足：该包的没有包好，该放的没有放开或没有放足，有限的教育经费被庞大的教育体系分散。义务教育抱怨经费不足，非义务教育既抱怨经费不足更抱怨没有活力。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肯为教育花钱的老百姓，这是中国教育最丰厚的资源。在教育上，他们实际花的钱比我们统计的数字要多得多；愿意花钱选择优质教育的人比我们预想的数字要大得多。他们最期待的是：让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服务。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减免学杂费，是一件好事。但是，仅有这个远远不够。这个政策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确有必要，但大多数家庭需要的是更好的教育，他们愿意自己再多掏一点钱，选择优质的教育服务。

大力发展优质民办教育，让有条件的家庭出钱选择民办学校，政府则集中财力办好公办学校，作为保底。这样，两方面的需求均获满足，公平与效率兼顾，亦可促进发展。

◆ 途径：克服“先乱后治”的政策怪圈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多经历了“先乱后治”的试错探索。“摸着石头过河”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同领域的改革推进战略在政策安排上应相互借鉴，不能一再重复过去的错误。

与经济领域当初的改革格局一样，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正走着“先乱后治”的老路，因教育的特殊性，其所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高昂。如今，“假民办”支撑着中国民办教育数量上的繁荣，与当年“机关经商办企业”如出一辙；教育主管部门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甚至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变相参与其中，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当年，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源归结为“投入不足”，而事实证明，没有体制的变革，投入再多也如泥牛入海。如今，几乎所有的人又都把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归结为“投入不足”。我想说：“中国教育缺钱，但最缺的不是钱。”体制的缺陷，单纯靠增加投入是难以有效地解决问题的。

未来，银行最大笔的烂账可能会来自教育。那些不顾自身偿还能力巨额借贷铺张发展的学校，到最后必定会把担子撂给国家。“想贷就不会还，想还就不会贷”――不对产权终极价值负责，就一定会走入“多贷款”、“乱花钱”、“撂担子”的怪圈。这种体制必将导致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教育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英国学者贝磊将这种趋势归纳为如下4种类型：（1）部分公立学校所有权的转移。（2）增加私立学校的比例。（3）增加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如教育券为一种形式。（4）增加对公立学校的私人投入，如家长支付学费。

多元办学，打破垄断，培育市场，适度竞争，应该是推进中国教育成长发展的根本途径。

◆  方向：走出“假民办”的“迷思”

从资金利用效率和对产权终极价值负责的角度看，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假民办学校”依次排列，“假民办”最低。允许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就会有“假民营”，有“假民营”，“真民营”就发展不起来。同样，学校有“假民办”存在，“真民办”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界定“假民办”，可以从3方面认定：“产权关系不清，公私界限不分，体制运营混乱”。走出“假民办”的“迷思”有一个途径，就是把“假民办”改造成真民办，去发展、壮大民办教育。这种改造应该是在产权层面上展开，而不是形式上的“翻牌”。“产权关系清晰，公私界限分明，治理结构合理”是衡量标准。

如果说，“假民办”是公办学校对民办教育政策“滥用”的产物，那么，把“假民办”改造成真民办，则是合理利用公办学校教育资源发展民办教育的难得机会。并购“假民办”，改造“假民办”，这不仅是民办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机遇，更是民办学校品质提升的一个机遇。

将一部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民营，也是发展民办教育的一个途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办学成本主要由家长承担。有些地区的学校实际收费已经足够支撑民营。一些地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人头费早就停了，有的甚至还从学校平调资金。如果把这类学校转制民营，学校责任不减，收费不增，释放体制活力，提高教育质量，提升服务品质，有什么不好？至于那些择校生比例已经很大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性质早已蜕变，与民办学校无异，改造成真民办，也一条出路，或者，彻底取消择校生，回归真正的公办。

◆  实践：为“民办教育优质化”探路

翔宇教育集团在江苏宝应和湖北监利从产权层面上做公办学校民营化探索。翔宇本着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变革学校体制，精心设计制度安排，稳妥落实政策措施。改革以“扩大教育资源”、“保证产权清晰”、“体现教育公平”、“保障大局稳定”为出发点，做到5个“力保”：

1．力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着眼增量”，而不是“盘活存量”；“但求所在”，而不是“永求所有”；“招人引智”，而不仅“招商引资”。翔宇在两地均独资异地建设新校园，新校“现代化、书院气、花园式”，政府不投一分钱。老校或归还政府，或协议付费租用，限期归还，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2．力保教师权益不受损。“把学校推向市场”，而不是“把教师推向市场”；“增加学校的危机感”，而不是“削弱教师的保障性”；“所有教师都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而不是“只有民办学校的教师才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用改革解决主要问题”，而不是“用改革解决所有问题”。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教师身份不应该有差别，法律地位应完全平等。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宏观政策的改善，更需要民办学校自身在微观领域里去争取。翔宇教育集团当年在江苏投资办第一所学校，就向当地政府提出：学校所有的教师和公办学校的教师身份一样。如果不能实现这一条，宁愿到其他地方去投资。所以，在翔宇教育集团的所有学校里，教师身份和保障都与当地公办学校的教师一样（只是费用由学校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教师流动的壁垒也因此被彻底打破。解决教师保障问题，既是学校的发展之基，也是政府的明智之举。

3．力保群众负担不增加。“转换体制”，而不是“转嫁负担”；“用改革促发展”，而不是“靠改革甩包袱”；“政府经费对学校停止”，而不是“政府经费对教育停止”；“挤学校提高资金效率”，而不是“挤老百姓多掏腰包”。转制后，翔宇没有一所学校提高收费标准。政府对教育的总体投入也没有因此减少，省下来的教育经费让许多薄弱学校得益。

4．力保办学主权不打折。“学校办学自主权是自身应有的”，而不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领导赏给的”；“学校地位应该由学校赢得”，而不是“学校地位完全由领导安排”；“政府保障群众能享受到优质教育服务”，而不是“只能由政府向群众提供教育服务”；“校长的地位跟学校的品牌走”，而不是“校长的地位由学校的级别定”；学校能不能发挥龙头示范作用“由学校的品质决定”，而不是“由学校的所有制性质决定”。转制后，学校取消所有的行政级别，干部和教师均要靠业绩赢得地位。学校拥有足够的财权和人权，干扰少了，效率高了。

5．力保转制过程不动荡。转制是为了“让教师们安心工作、潜心研究”，而不是“让教师们心神不宁、人人自危”；是“民办学校稳定和发展需要加强党群组织建设”，而不是“转成民办学校首先要削弱党群组织”；经营学校，本质上是“经营人心”、“经营质量”、“经营品牌”，而不是“经营账房”、“经营校舍”、“经营土地”。转制后，分配更趋合理，待遇有效提高，行风得以规范。少数不当利益获得者会有“失落”，这正是改革需要达到的目标。

学校体制转换后，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投入增加，活力增强，师资稳定，质量提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政府、百姓、教师、投资者多赢的格局。

宝应是扬州最北的一个县，教育基础非常薄弱，长期殿后。2001年引进翔宇，“宝应中学”等三所名校整体转制民营，拉开宝应教育改革发展的序幕。如今，宝应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早已进入全市先进行列。2001年宝应全县高考本二上线人数500人左右，近年已达2200人以上。宝应中学也从过去的每年两、三百人本二达线，提高到今天的每年1200多人本二达线。全县高中教育基本普及，义务教育质态良好。这场改革，收益巨大：

用名牌公办学校的校牌，吸引投资逾两亿元，新增三所高品位的学校，不用政府花一分钱。原有学校再用于城区教育布局调整，共净增加教学班150多个。城市化和人口高峰带来的生源急增的矛盾有效解决。

仅三所学校的人员工资，每年就节省财政支出1千多万元，这笔钱政府继续用于教育，许多薄弱学校得益。

优质教育资源放大，全县基础教育的办学层次大幅度提高，群众强烈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

新建学校是城区最具特色的建筑群，成为宝应城市建设的一个亮点和看点，改善了城市面貌，提升了城市品位。

冲击陈旧观念，引领改革潮流，促进当地干群思想解放，对当地改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学校周围土地大幅度增值，房价上扬，政府经营土地收益增加。宝应中学新址周边土地，2001年之前，每亩约10万元，2007年最高拍到近300万元/亩。

民办学校全新的办学机制和管理模式，名牌学校的集团化运作方式，对宝应教育产生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周边地区的教育改革产生较强的辐射作用，扩大了宝应的知名度。

稳定本地教师队伍，名教师流失现象遏止，外地优秀人才加盟，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转制后学校机制灵活，管理规范，质量提升。品牌效应放大，吸引周边地区生源到宝应就读，在宝应消费。仅宝应中学就有1千多名外地学生在此就读。

除新增教师外，仅后勤部门增加的就业岗位就达数百个。

学校服务意识增强，教师以教谋私不再，家长满意度提高。

学校自主办学，政府监督调控，关系理顺，内耗减少。“条子生”自然消亡，干部风气正了，校长干扰少了。

◆出路：突破政策“悖论”

民办学校品质提升受制于“教师保障”等政策制约，亟待突破。民办学校应该理直气壮地去争取公共教育资源的支持，赢得合理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在民办学校工作的教师，应该由政府提供和公办学校同等地位的劳动保障，打破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教师流动的壁垒。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孩子，应该同等享受“义务教育减免学杂费”待遇，对义务教育段的民办学校，公共教育经费应该有所扶持。

教育宏观政策上有两个“悖论”需要突破：

悖论一：“一方面政策限制了高素质者的进入，另一方面我们又抱怨进入者素质不高。”

优质公办学校禁止转制民营，限制了高素质者进入民办教育领域，而低端的民办教育又几乎没有任何进入门槛。这样就导致初期进入者品质不高。一些尚未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人“低投入”进入教育，违规成本极低，很容易走向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甚至遇到困难一走了之，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后导致政策更不敢放开。

其实，中国的民办教育，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配套政策，鼓励大的投资者进入。这些投资者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注重事业和品牌，责任意识更强，违规、违法成本很高，容易把事情办好。按WTO规则，中国必须开放教育服务贸易。等国外大的投资者进来，我们本土的教育品牌将不堪一击。培育本土的民办教育品牌既任重道远，又迫在眉睫。在经济领域，已有教训。国有教育品牌受制于体制，做大做强很难，本土民办教育品牌又成长不起来。等洋品牌大举进入，将追悔莫及。其实两者的结合，是最佳的选择。这需要政策上的突破。

悖论二：“不稳定是政策不允许的理由，而实际上，政策的不允许才是不稳定的根源。”

公办学校的民营改革，政策上亮着“红灯”。其中，怕“不稳定”也是一个因素。而实际上，政策的不允许，才是“不稳定”的根源。改革总要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重新调整利益关系，打破旧的条条框框，革故鼎新，本身就是高难度高风险的动作，更需要宏观政策环境的支持。政策的一律不允许，一些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获得者正好揪住理由闹事。政策上的完全放开当然不行，改革需要稳妥、渐进。可以留下一点空间，提高审批门槛，给改革一个“合法的身份”。

在对待学校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盲目冒进”：政府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为由“大卸包袱”，不管该转不该转，能转不能转，强制推行，留下发展隐患，引发社会矛盾；二是“无所作为”：宁损事业，不越雷池，怕字当头，消极等待，拆东补西将就着过日子，错失改革良机。

检验公校民营可行与否，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否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面对现实，我们需要的不是无谓的指责，而是要去探讨：什么样的公办校可以转制？民营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怎样的转制才是成功的？民营后的名校如何实现再发展？等等。